作者： 葛唯尔 樊志菁

[ 随着美国2月个人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7.9%，美联储已经开始关注通胀背后隐现的薪资上涨过快风险。 ]

近日，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充分就业。鉴于目前经济复苏强劲，美联储必须通过加息来减缓经济增长，确保工资-价格螺旋无法成气候。

随着美国2月个人消费物价指数CPI达到7.9%，美联储已经开始关注通胀背后隐现的薪资上涨过快风险，而这正是导致40年前美国经济陷入滞胀和衰退的关键推手。

40年前的惨痛教训

上一次，美国遭遇如此“高水平”通胀还要追溯至40多年前。

1964年，美国CPI同比涨幅仅略高于1%，且在此前6年时间里均稳定于此范畴附近。此后，海湾危机等一系列因素推动通胀震荡走高，至1980年3月已飙升至14.59%的峰值。

行业工会与企业博弈推动的涨薪潮在其中占有重要影响。所谓工资-价格螺旋，是指由于企业之间工资的相互攀比，导致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现象。在上述高通胀时期，劳工们要求在劳动合同中写入工资持续增长的条款，由此引发物价压力持续释放。

彼时，甫一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祭出加息重拳，联邦基金利率自1979年的均值11.2%，大幅上调至1981年6月的20%。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胀才回落至平均3.5%。

虽然，在沃克尔的率领下，美联储最终打赢了这场“通胀阻击战”，但美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两度陷入衰退。1980年第二季度，GDP甚至萎缩达8.0%。失业率自1979年5月的5.6%一路飙升，至1982年11月达到峰值10.8%。

多家华尔街机构认为，本轮通胀潮与1981年的高峰期略有相似，其背后都与宽松的货币和高昂政府开支直接相关。

然而，两者亦有显著差异。一方面，过去40年间美国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经济结构与现在大不相同，当时工会更强大，企业面临的全球竞争更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更重。

另一方面，当前的通胀螺旋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低价格和相对稳定的价格之后突然爆发。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十年里，美国通胀年均增幅不到2%。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低增长和低通胀的经济环境。

赞迪表示，上世纪70至80年代，美联储的政策无疑落后于曲线。彼时，通胀已逐步累积约10年时间，而美联储错误地判断形势，且未能完全理解工资-价格螺旋的发生。

数据显示，2021年美国非农就业平均月新增55.5万，远高于历史平均水平的15万。同时，1月美国小时薪资同比增长5.7%。行业分化明显，其中作为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休闲和酒店业在过去的一年里收入增长13%，零售业增长7.1%，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增速超6%，制造业、房地产和教育业相对较慢，低于均值。美国经济咨商局的一项调查发现，雇主为2022年的工资增长预留了相当于平均工资总额3.9%的资金，是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

赞迪解释称，美国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充分就业。若美联储无法将就业新增降至历史同期水平，届时“导致通胀的原因将不再是新冠疫情，而是充分就业的经济本身”。

通胀或已于去年秋季见顶？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CPI环比增速分别在6月和10月创下0.9%的峰值。自去年10月以来，环比增幅正逐渐放缓。

赞迪解释称，自去年夏天开始，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特别是东南亚的一些制造业基地受创严重，对全球供应链、劳动力市场和能源市场造成严重破坏，也成为此轮（环比）通胀最严重的时刻。

他预期，伴随疫情逐渐平息，供应链逐步回稳，劳动力市场逐渐正常化，能源价格回归历史同期水平，通胀有望进一步下降，至今年年底前有望“斩半”至3.5%，到2023年中期，CPI同比有望回到接近美联储的目标水平，约为2.25%~2.5%。

商品和服务压力仍需释放

伴随美国经济重启，消费者对餐饮和休闲娱乐等服务性需求回暖，美国商品和服务价格涨势开始逐渐“此消彼长”。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称，汽油、食品、和居住成本上涨是推动今年2月美国整体物价继续上涨的主要因素。其中，2月份美国汽油和二手车价格同比分别上涨38%和41.2%，其间食品、服饰和居住成本分别上涨7.9%、6.6%和4.7%。

货物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货物价格同比上涨12.3%，剔除能源服务后的服务价格同比上涨4.4%。

随着疫情防护措施逐步松绑，体育场、音乐厅、餐馆和酒店正在重新迎客，刚过去的美国春晚“超级碗”热潮也印证了民众不俗的消费能力。凯投宏观发布报告预计，休闲和酒店等核心服务业仍有近10%的就业缺口。当美国家庭支出开始重新转向服务业时，企业将面临新一轮成本和供应压力。

赞迪认为，伴随疫情影响持续消退和经济重启，消费者支出有望继续保持在当前水平，但其组成将发生变化，货物商品需求将进一步下降，服务商品需求持续上升。随着供应链危机的缓解，“前者价格将持平甚至出现下降，其中汽车和能源等的价格无疑将会下降。与此同时，餐厅、酒店、租车、百老汇、电影院等的价格可能会上涨。”

他解释称，即便服务业的通胀和价格上涨更具黏性，一旦能源、汽车和食品价格出现下降，将对老百姓(603883)的通胀预期产生很大影响，有助于确保美国不陷入工资-价格螺旋。

美联储政策“慢而不晚”？

赞迪认为，美联储的正常化货币政策步伐走得有些慢（slow）。他解释称，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复苏强劲，反弹程度或出乎央行意料，因而反应有些迟缓。“美联储有些许落后，但他们可以赶上。”赞迪表示，“美联储即将开始加息，并且必须开始行动。”

赞迪预计，美联储将在3月中旬的FOMC会议上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25个基点。此后，每个季度（6月、9月和12月）继续追加上调25个基点，年内共计加息4次。明年仍有望再加息4次。到2024年初，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约2.5%。

同时，美联储有望于今年夏天启动量化紧缩，即允许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到期并提前偿还。赞迪预计，美联储暂时不会考虑积极出售上述债券的激进做法，“除非经济保持强劲、通胀压力持续存在，且无法如预期般出现回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前，美联储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提升通胀回归至2%的目标水平”。自2008年次贷危机开始，为达成这一目标，美联储耗费了超10年的时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央行的政策目标180度转弯。这一次，美联储能否兑现承诺？赞迪认为，美联储有足够的工具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然“还需要一些运气”。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胡弗博(Gary Hufbauer)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陷入通胀低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全球性的产业竞争及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提升，都对产品要素的价格形成打压。其次，央行释放的资金进一步推升了非银体系的杠杆率，未对实体经济增长带来更多实质性利好，也不利于通胀回升。

而最近的大部分通货膨胀则主要是由于暂时性的商业供应和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在各国逐步放松管制措施重启经济后，供应链瓶颈的问题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充分解决，而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则支持了消费者需求的强劲反弹。

“鉴于当前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加之地缘政治风险，例如乌克兰局势、美国国内的财政政策等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调整面临很大的挑战。”赞迪表示，一旦上述任意环节出现“脱轨”，美联储将可以暂停正常化货币政策步伐。

“前进的道路必有颠簸，这不是一条坦途。”赞迪补充道，“但我相信美联储可以安全着陆。”

（责任编辑：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