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全球多地出现创纪录的极端天气，高温、干旱、山火等气候灾难对人类正常生活乃至生存造成了极大威胁，“减缓全球变暖”再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近年一直在强化，当前已有包括我国在内的超120个国家提出或准备提出碳中和目标，覆盖全球经济的90%、人口的85%、碳排放的88%。我国双碳发展进程更是不断提速，从公众端的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倡导，到产业端的绿色转型、技术创新等。

近期，生态环境部、央行等九部委公布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名单，北京市密云区、通州区，河北省保定市，山西省太原市等23个地区入选，这距离去年底试点启动仅过去了8个月。气候投融资是什么，如何发展，面临哪些挑战？本文重点围绕这些问题予以解读。

什么是气候投融资？为双碳目标提供融资支持

“气候投融资”一词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是因应对气候变化而产生，因碳达峰碳中和而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处长丁辉在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介绍称，气候投融资目的是通过有效的措施去引导更多的资金流向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领域，支持的是气候友好型企业和项目，目标是双碳还有绿色低碳转型。

“在现在的语境下，可以简单理解为致力于实现双碳目标的融资支持。按照目前已披露的绿色融资投向，大致推算有70%左右的是气候投融资。”兴业银行(601166)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表示。

根据去年底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印发的《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方案》（下称“《方案》”），明确气候投融资支持的范围有“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两个方面。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工程项目，控制工业、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等属于“减缓气候变化”范畴。

在某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就有一个例子。据该地生态环境局公众号文章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2020年底前，当地5家矿山企业全部关停。废弃矿山如何资源化利用？该地探寻的路径是利用治理完成的废旧矿区，建设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提供清洁电力。同时多元化发展种植、采摘、新能源科普基地等农旅融合业态产品，带动当地就业，文化旅游发展。

“目前还需进一步加大对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融资，即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直接威胁。”德勤中国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主管合伙人谢安表示。“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提高农业、水资源、海洋、气象、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领域适应能力，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一个水利枢纽改变一方生态环境，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在去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曾分享过这个故事。斯里兰卡中部曾因内战、复杂的地质条件等原因长期缺乏灌溉用水和饮用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该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拉格哈坎达灌溉”提供了贷款支持。该项目利用较大的库容将雨季的贮水调节到旱季使用，中部的水调节到北部使用，为斯里兰卡产量24%左右的水稻种植区提供了灌溉用水，同时还带动了渔业发展，给当地民众提供了就业渠道。经过调节水资源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为斯里兰卡应对极端气候提供了基础条件。

如何发展？差异化探索，建立激励机制

气候投融资首批试点的23个地区中，有北京市通州区、上海市浦东新区这样经济基础好的城市，有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甘肃省兰州市这样的传统工业或资源型城市，还有四川省天府新区、广东省南沙新区等各类新区。

“差异化是现阶段推动气候投融资工作的重中之重。”丁辉公开谈到。鲁政委表示，双碳转型是一场全国范围的、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影响到方方面面，所以需要试点样本的广泛代表性。比如一个地区以服务业为主，很大程度上实现该地区双碳目标会比较简单；如果一个地区仍处在重化工业阶段，减碳压力就会比较大。

鲁政委进一步称，降碳转型过程中还要注意“公正转型”的问题，要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比如不需要那么多火电厂了，那工人怎么办？”他提出，在转型过程中要提前考虑一些事情，比如煤炭的清洁利用，煤还可以挖，但不能像过去那样烧；比如火电厂的排放标准要提高，同时利用碳捕集技术也能很大程度上解决一部分问题；又如煤坑可不可以装光伏板、能不能抽水蓄能等。这些都应纳入考虑，而不是只考虑减碳这一步。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高级顾问杨富强也表示，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能源转型带来的就业机会比失去的岗位要多，但在一些高度依赖传统能源发展的地区，整个区域经济是跟煤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地区要发展新型的业态，才能保证转型中平稳的过渡。

气候投融资离不开政府的激励措施。前述《方案》指出，当前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的意识相对薄弱，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考核和激励机制。

对此，鲁政委分析称，例如一个新技术出现之后能不能赚钱，就涉及机制的配合，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外部性内在化”。以电动车为例，现在很难说它的性能比汽油车更好，但它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电动车车牌比汽油车相对更易获得。从理论上讲，这就相当于通过让汽油车的成本无限高（即有多少钱都买不到），从而给电动车的盈利创造了一个制度条件。目前很多技术的配套制度还在摸索完善当中，当制度还不具备时，即便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它的盈利依然是一个问题。

有哪些挑战？需构建气候投融资项目界定标准

投资规模大、收益率低、投资回报周期长等，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的普遍特点，这也会带来融资难问题。我国目前绿色投融资的规模在15万亿元左右，按70%为气候投融资的比例计算，气候投融资规模超过10万亿元，但与碳中和目标下百万亿量级的资金需求相比，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不仅如此，目前绿色投资工具中信贷独大，占比高达约90%。

工具创新是《方案》列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新京报贝壳财经注意到，不少地区已展开规划或探索。例如广州地区企业参与发行全国首批碳中和债、碳中和资产证券化产品，赴港澳成功发行境外绿色债券，支持广州轨道交通建设和电动公交置换、绿色建筑和生活垃圾零填埋等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重点领域。在试点名单公布后，保定市表示，将开发与优势产业相匹配的绿色保险、并购投融资和绿色债券、绿色供应链融资、绿色金融租赁、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特色投融资产品；武汉市武昌区表示，将稳步扩大气候债券发行总量，推进碳中和债与气候保险业务，鼓励绿色企业IPO上市融资。

虽然监管已明确了气候投融资支持的范围，但仍需构建气候投融资项目界定标准，否则对金融机构来说很容易成为一笔“糊涂账”。有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并具体落实，或会出现“洗绿”“漂绿”等问题。据新京报贝壳财经粗略统计，23个试点地区中，超10个地区在下一步规划中提到要建设气候投融资项目库。

鲁政委表示，目前我们对照的是2019年国家发改委颁布的绿色产业目录，在目录里的产业都被认为是绿色的。随着形势发展，有一个新概念出现——“转型金融”，即高碳排放的经济活动或市场主体向低碳和零碳排放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支持。

普华永道今年5月发布的《转型金融白皮书》显示，转型金融包括未纳入绿色金融标准但具有减缓气候变化作用的项目或活动，比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高炉长流程转电炉短流程炼钢等。对金融机构而言，发展转型金融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其中挑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如何识别和满足客户低碳转型需求；二是如何评估和管理环境气候风险；三是如何追踪和管理转型金融实践，提升数据信息的透明度。

国家气候中心原副主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气候变化专家吕学都对于如何计算和量化“气候投融资”有更细致的标准。他表示，一个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可能涉及大量与“减缓气候变化”无关的部分，真正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只是项目中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在政策和方法上确定“气候投融资”的范围，区分一个大项目中哪些属于“气候投融资”、哪些不属于“气候投融资”，并制定详细的操作手册。做好这种区分，是进一步制定和开发气候投融资工具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文认为，今年我国将迎来“气候投融资元年”，各项相关工作处于开展初期的探索阶段，作为一项政策性引导性金融工具，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在实施的初级阶段也必将会遇到各种阻碍与问题，但气候投融资工作与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一样，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当气候投融资工作实现市场化与经济规模后，中国将建立气候投融资的独特经验，并树立全球典范。

新京报零碳研究院研究员 程维妙

（责任编辑：冀文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