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中国在疫情中逆势而上，2021年实现了8.1%的经济增长，创下了十年新高。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能够收获这样的成绩，意味着中国经济“大盘”已基本消化疫情带来的影响，实现了量和质的稳步提升。但是，在乐观的经济数据之外，也应注意到中国经济面临着新的增速下行压力。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地缘局势紧张、全球仍未摆脱疫情影响、世界政治局势复杂，这些因素都导致我国外部需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外需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更是疫情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2020年我国商品贸易顺差为5269亿美元，较疫情之前的2019年上升了1059亿美元；2021年更是达到了6764.3亿美元。与迅速扩大的贸易顺差相对的，是缓慢的内需增长。

 此外，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受海外疫情影响，我国的产业链也面临原材料短缺、零部件不足等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供给不足和产品价格上涨。

 最后，2021年的高增长率也得益于上一年的基数较低。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长，同样的增长量带来的增长率将不断缩小。后期GDP增速的下降可能难以避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我国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为了实现该目标，财政不仅需要当好“排头兵”，积极发力，勇于“放流”，为稳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也需要做好“征粮官”，广泛“开源”，为财政政策的施行做好保障。

 放流：稳经济需要财政发挥积极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稳经济需要防疫政策和经济政策共同发力。要实现“六保六稳”，首要前提是避免疫情肆虐。在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稳经济目标的实现将面临巨大困难。有效控制疫情后，如何消除疫情造成的经济“并发症”与“后遗症”，如何扩大内需、保障供给，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经济政策的发力。然而，无论是防疫政策还是经济政策，背后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2020年三年里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速分别为8.1%、6.7%、15.3%。相较于疫情前的年份，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增速提高了一倍多。集中核酸检测支出、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防疫人员薪资等都是导致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重要原因。2022年开年以来，各地零星疫情仍时有发生，防疫支出仍有赖财政支撑。

 面对供需两侧的双重压力，政府推出了种类多样的经济政策以提振消费、确保供给。在需求端，多地政府发放消费券，通过补贴方式刺激消费、释放消费需求；为了进一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需求，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家具下乡等政策相继出台，同样是以政府补贴促进消费。在供给端，货币政策放宽，促进了企业投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减轻了企业负担。

 稳经济的目标要求政策发力。政策的施行伴随着财政支出增大和财政收入减少。如何在保证政策全面落实、目标顺利达成的前提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唯有“开源”。

 开源：税收是突破口

 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有国有资本经营、政府性基金、社保及税收。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收益， “土地财政”曾经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但如今，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已经严重挤压了整体消费能力，其他各实体行业面临发展的桎梏。如今，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难以为继渐成共识，要想从中找到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几无可能。社保收入巨大，但社保支出更为惊人，其自身收支平衡难以做到，国家还屡次将国有资产无偿划转以充实社保基金。而国有资产经营收入短时间难以提升，更负担着支援社保基金的任务，以其为突破口并不现实。

 我国财政收入中，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与我国相近，但中国的个税占财政总收入比重远低于美国。因此，个人所得税或可成为财政“开源”的突破口。

 推动个税改革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改革涉及范围较广，时限较长，短期内恐难实现。除改革之外，短期内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增加个人所得税收入。

 1. 加强征管力度，打击逃漏税行为。

 个人所得税征收面临的第一大问题就是逃税漏税行为。近年来，明星、主播因偷漏税被处天价罚金的例子屡见不鲜。2018年，税务机关调查出演员范冰冰及其担任法人的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其中偷逃税款1.34亿元。随后税务总局强化影视行业税收监管，当年明星补税约118亿元。2021年底，杭州税务局通报网络带货主播薇娅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薇娅被罚之后，上千名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缴税款。

 如果说明星和网红偷漏税个体金额虽大，人数相对较少，那企业将工资通过现金、交通餐饮费等报销形式发放的逃避税行为，则相对较多。不少企业都会将员工工资分解成基本工资、年终奖、过节费、各类补贴等进行发放，其中部分企业会让员工每个月找发票来冲抵，以报销的形式达到工资避税的目的。专业的财务团队将这一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免引起税务局的关注和稽查。然而，即便报销比例不高，积少成多之下仍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逃税漏税屡禁不绝，要改善这一问题，除了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之外，税收征管力度也有待加强。在上文的例子里，一例典型案例的处罚与通报将带动一批相关人员主动自查补税。田彬彬、杜鹏程等学者的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越弱，纳税主体逃税水平越高；征管力度强的地区，逃税行为就少。这也意味着，我国的税收征管力度还需进一步提升。

 2. 参与国际合作，提升反避税水平。

 相较于公然违背法律法规的逃漏税行为，更加隐蔽的海外避税行为广受高净值人士欢迎。通过在海外注册公司，股东可以钻法律的空子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降至极低水平。因为政策原因以及海外信息不透明度较高，这样的避税方法无据可查，查起来也无法可依。现实证明，法律的空子可能是巨大的。美国研究机构ProPublica曝光了2014 年至 2018 年，25 位最富有的美国人的真实税率仅3.4%，其中贝索斯、马斯克和巴菲特的真实税率分别为0.98%、3.27%和0.1%，远远低于美国平均水平。美国的税收制度远比中国完善，美国对富人尚能如此避税，中国的情况会更好吗？

 好消息是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中加入了 “反避税条款”，这将为税务机关未来的个人所得税反避税实践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和执法依据。不过，有法可依还需要有据可查。信息的不对称和不透明为反避税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避税与反避税这场猫鼠游戏里，中国应加强和外国政府的信息交流，让跨国公司的财务信息暴露在阳光下。

 3. 更新监管技术，发挥大数据优势。

 税务机关的稽查资源有限，以往税务机关主要以抽查的方式检查逃税行为，使得部分纳税人存在逃税的侥幸心理。人力有穷尽，要想真正彻底根绝逃税漏税问题，还需要依托科技手段，提高税务稽查部门的“生产力”。

 税收大数据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税收大数据是指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形成的一类大数据集，包含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在大数据时代，税务机关基于税收大数据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能够实现深度挖掘纳税人的涉税信息，评估潜在逃税风险，并对高逃税风险的纳税人重点监测，促进纳税遵从。在上文提到的薇娅偷逃税的例子里，其偷逃税嫌疑就是经由税收大数据分析评估发现的。税收大数据在税务稽查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在实际操作中也要注意实现数据的联动以及风险识别模型的动态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以个人所得税作为财政“开源”的突破口并不意味着全民税负加重。参考美国的例子，其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来自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者需要缴纳的税额很小甚至不需要缴税。这也意味着，财政收入的突破口在个税，个税的突破口在高收入人群。此举不仅不会加重普通民众负担，反而可缩小国内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并为提振经济的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周华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晓东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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